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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中走过最远的路,就是美国人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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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放

来源:云锋金融

1985年5月,摆在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让美国议会提出的两百多桩贸易保护法案成为现实,其中每一桩都与限制日本商品进口有关;

要么,就得接受美国改造自己国家货币和金融市场的无理要求。

刚刚履新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会面时对他半开玩笑半威胁的说,“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十分高涨,而且在近几个月内会继续恶化,有好几项保护主义的法案已经提交国会审议了。”

“如果你想要阻止这些立法,甚至让总统发动否决权的话,那最好采取些短期就能让他看得到实际效果的措施。”

贝克所指的措施,就是让日元升值,同时减税和扩大内需。多管齐下,以解决两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问题。

就在三个月前,美国参议院以92:0全票通过了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的美日贸易共同法议案,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们更迫不及待的提出要对日本所有进口产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二战后的老大哥、冷战时的盟友突然亮出的獠牙,就算是当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汗毛倒立、别无选择。

日本不是没有做过反抗的努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两国为纺织纤维产业的贸易摩擦首次交手时,日本政府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不但严词拒绝了美国让自己限制毛纺化纤产品出口量的要求,众议院甚至还全票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干涉日本的贸易政策。

结果,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对一切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并停止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加上纺织行业的出口受挫,让日本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

两个月后,日本政府服软妥协,接受了美国关于解决纺织品问题的方案,并以政府赔偿方式弥补了日本纺织业的损失。

老大哥之所以是老大哥,在于他治你的办法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因此,当12年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到访时提出“日元因为人为的关系被低估了,而汇率对美日贸易影响巨大,日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时,安倍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

和他的儿子一样,老安倍只是个政客,而舒尔茨却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建筑工程公司总裁、尼克松前政府的财政部长,在这样的人面前谈汇率和贸易,是很容易被套路的。另外,安倍大概也是想起了十几年前处理贸易摩擦不当后的惨痛教训。

就在他们会面的同一时间,美国嘉碧乐货车公司总裁李摩根正在联合学术、法律等多界大佬,共同起草题为“美元与日元的不匹配:问题的所在与解决方案”的摩根报告。

摩根的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屡次败给日本小松制作所,他恨得牙都痒。

这一报告将当时的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归结为三点问题:

快速恶化的贸易收支

相对日元不断升值的美元汇率

美国政府在汇率政策上不作为,导致本国产业受到进口产品的恶意冲击

这一报告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迫使日本进行“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对日本高压式谈判的纲领。

回到文章开头,当时的大藏省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竹下登手上的难题。他在慎重考虑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对日本可能造成怎样的伤害后,和当时大藏省负责外汇政策的行天丰雄说,“(让日元)升吧,10%也认了。”

于是四个月后,广场协议签订。

之后的一年间,日元兑美元升值40%,幅度甚至超出了美方的预期。然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却不降反升。1985年553亿日元,1986年915亿日元,翻了接近一倍。

当时美国盛行的将贸易失衡与汇率挂钩的观点,在实证案例面前不攻自破。

美国人并没有反省自己的政策,更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们想到了第二个点——“既然不是汇率的问题,那一定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日本必须开放市场,扩大内需,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采取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大国日本理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财政部长贝克,1987年

日本不敢怠慢,由央行行长前川春雄带领团队起草了一份报告,为的就是寻找一条既能减少贸易顺差、又能不影响日本经济的可行之路,史称“前川报告”。 

前川报告的建议可以总结为五点: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升级产业结构,三是扩大进口并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四是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五是采取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有点耳熟。可惜,这个前川报告当年只实施了后半段,却忘了前半段,结果就是吹起了偌大的日本资产泡沫。

另一方面,美国却没有因为日本的“乖巧听话”就放下手上的贸易镰刀。从1986年为了打开通信、电子、药品和医疗器械、汽车四大市场签订的“市场指向型个别领域协议(Market Oriented SectorSelective,MOSS协议)”,到1989年为了改变日本封闭式经济环境的“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美国挥舞起301条款的大棒,试图像一百多年前的黑船那样冲开日本的国门。 

所谓301条款,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规定的,如果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另一个国家侵犯了美国根据贸易协定应当享受的权利,或者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对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或负担,可以依据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报复措施。

听起来像是法庭审理案件,不过在301的法庭上,作为被告的国家是无权出席和抗诉的,要么庭外服软寻求和解,要么就得指望美国的贸易代表突然发善心。

1989年6月,美国在同一天对日本发起了三起“301调查”,分别针对卫星政府采购、巨型计算机政府采购和木材产品的技术歧视性使用——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三个行业,但全部都与市场准入有关。

调查只是一种威胁,逼着日本人坐到谈判桌前谈开放才是目的。

在宣布调查的同一天,美国就向日本发出了磋商邀请。日方虽然在明面上多次表示绝不在报复性制裁措施的威胁下坐上谈判桌,但说着说着还是坐到了桌前。除了在这三个领域的妥协之外,还和美国签下了“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开放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

1992年克林顿上台,美国进入民主党时代。

日本政府本以为鼓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能够少一些贸易保护的套路,多一些互利互惠的真诚,却没想到克林顿对日本的第一句话就是——

“冷战期间的美日伙伴关系已经过时,经济贸易问题是美国最为关心的事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极为忧虑,日本必须对此采取更加有效的对策。”

这一说法,丝毫不顾及当时日本经济已经滑入“失去的十年”。

“美国企业有提供高品质具有价格竞争力产品的责任,而日本则有责任接受这些产品。”

——克林顿

此时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对付日本行之有效的“官民协同贸易战体系”——美国的企业和工会向国会陈情,国会提出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法案,白宫和USTR则立即拿着法案和301条款的威胁,逼迫日本在贸易谈判中就范。

举例来说,在1993年开始的美日综合经济协议谈判中,美国向日本提出了“控制经常项目盈余”和“进口占GDP比例”的具体数值要求。这一直接干涉内政的举动引起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迫于民众的压力,在第二年的美日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细川护熙狠下心来和克林顿摊牌,“我国政策的数值目标什么的,不该由美国决定。”

老大哥雷霆震怒。

克林顿立即签署了可以随时发动超级301条款的行政命令,分分钟可以将日本列入惩罚性关税的黑名单,USTR心领神会的同步发布了对日制裁的清单,而美国参议院则有本上奏,提出了强迫日本开放市场的法案。

三管齐下,就问你服不服。

四月,就在美国即将发动超级301条款期限的数小时前,日本服软了。

这种千钧一发的戏剧化时刻,在美日的贸易战中发生过不止一次。

一年后的1995年,美日为了汽车及零配件行业又起了争端。当时日本车在美国的比例已经非常高,《时代杂志》曾感慨,“美国路上五辆车有一辆来自日本,可日本路上一百辆车都没有一辆来自美国。”

为了曲线救国,美国一方面要求日企在美的造车厂必须使用更多的本地产零配件,另一方面则希望将美国车企在日本的销售点扩张至1000家。

谈判破裂后,美国再次威胁要启动“301条款”,对日本产的高级汽车征收100%的附加关税。不过这一次,因为WTO已经生效,日本也硬气了起来,决定向WTO起诉美国的单边主义制裁行为。

最终,在美国发动制裁期限只剩一天的时候,美日达成和解,美方撤回了制裁性的高关税,而日方则撤销了向WTO的申诉。

类似的故事在中美之间也曾上演。

1991年USTR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问题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那时的中国压根就没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美国以这个名义来威胁,无非是觉得中美贸易逆差从1985年的600万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104亿美元,窜的太快了。

就在USTR即将做出制裁,要对中国输往美国的106种商品加征100%关税的前几个小时,中美签订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中国承诺将全面修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尤其是美国关注的医药和文艺作品等领域。

各国与美国打贸易战走过最远的路,就是老大哥的套路。

与其说上世纪美日之间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不如说是美国单方面借口贸易战,不断地敲打日本经济和贸易政策,使其更符合本国的需求。

这和美国在政治上充当世界警察,本质上如出一辙。

而日本之所以惟命是从,不敢忤逆,也是有苦衷的。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对美国极其依赖——商业谈判中最怕的,就是一方有软肋一方无节操。日本在每次贸易谈判中都不敢逾越损害日美关系的红线,所以老大哥一旦要将威胁成真,就只能迅速服软。

此外,在那个缺乏国际贸易秩序的年代,WTO还没有建立,单边贸易行为没有约束,美国可以肆无忌惮的单方面宣告惩罚性关税,还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难怪特朗普要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若是回到那个年代,他这样有文化的“流氓”才能有最大的用武之地。

不过特朗普也能从美日贸易战中汲取了不少经验。

首先,控制国会是打响贸易战的重要环节,只有让国会能在合适的时间审议通过合适的法案,才能给贸易谈判输送源源不断的弹药。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场不能输的仗。

其次,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作为冲在贸易战场最前线的先锋,必须得是深谙总统心意的自己人。现如今USTR的话事人莱特希泽恰好就是里根政府打响美日贸易战时的副贸易代表,从身至心都奉献给了贸易保护事业,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则在税改通过后被兔死狗烹。

最后,贸易战是幌子,背后在谈判桌上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才是关键,作为纵横商界几十年的老油条,特朗普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相比医改、税改这些需要处理错综复杂政坛关系的事务,自导自演一出贸易领域的大戏,未尝不是特朗普亮出的真正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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